1967年的春天，曾祖父和祖父被无端拉去批斗。那些日子，祖父眼里的光一点点灭了，像被风吹熄的油灯。他脑中的指令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坚决。恐惧、猜疑、绝望在他心里翻腾，终于撑不住了。
从那时起，他开始往外走，起初一周就回来，后来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……渐渐地，没人再等他，也没人再问。大家习惯了，说：“疯子嘛，走就走了。”连他的名字都很少被提起，仿佛他从未存在过。
在父亲的回忆中，祖父最让人心碎的，不是他发狂时的样子，不是他半夜尖叫、自言自语的瞬间，而是他眼神里的死寂。那双眼，像被墨染过，再没有光，连愤怒、悲伤、渴望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片荒原。
有一年冬天，幻觉又来了，像毒蛇缠住他的脑子，他终于从大家的生活中彻底消失，再也没回来。有人说他去了城里，有人说他曾在海边溜达，但没人去寻找，也没人去问。
1972年的某个秋日，有人从外乡传来消息，祖父被发现躺在了一片荒田地上，已没有了气息。这消息像一块石头扔进死水潭，只泛起了几圈涟漪。没人哭，也没人喊，村里人只是彼此对视一眼，默默点头，仿佛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。他走的时候，没有跟任何人告别，就像一滴水，悄无声息地蒸发在阳光里，连痕迹都没留下。
展开剩余68%闹铃响了，这是医院在提醒探病结束的时候到了。父亲拿起了装着换洗衣物的袋子，从方凳上起身。“大姑，那我走了。”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哈欠，另一只手轻轻握住了大姑婆的手，“你要好好听医生的话，按时吃药、好好休息哦。家里一切都好，你别操心。”
两个月没见，父亲原以为能一眼认出大姑婆。可病房里的那个人，模样已与记忆中相去甚远，若非护士核对了名字，他几乎不敢相认。药物的副作用让大姑婆发胖许多，但气色却比上次见时好了不少。两个钟头的谈话里，父亲清楚地察觉到：大姑曾经语速急切、情绪饱满，如今却变得迟缓、断续；每个字都像被用力挤出，仿佛口中含着无法吞咽的东西，非得挣扎着吐出来不可。
“我会的，你早点回去吧。”大姑婆抬起头，说了这句，又迅速低下头去。
父亲觉得这像是在做梦——去往电梯见医生的路上，他仍不能相信。“大姑也会得精神病”这样的念头，他从来没有在脑中浮现过，就像电影正演到一半，银幕却突然切换画面，陌生而突兀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样的画面或许将来还会在别的亲人身上重演。
“她情绪越来越稳定了。”医生语气略带欣慰，“你们家人之后要多上心，好好照看。”
“医生，那……”父亲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问，“大概多久能出院？”
“一个月左右。”医生微微移开视线，“如果恢复得好，半个月就能接走。”
“谢谢您，那回家之后，我们要注意些什么？”父亲追问道。
“交流时要温和，别刺激她。”医生神情认真地回复道，“最重要的是，要监督她按时服药。”
“以后……还会复发吗？”父亲渴望一句安心的答复。
“像她这种情况，最好长期服药，持续控制。”医生的回答模棱两可，却已足够沉重。
走出问诊室的门，父亲在候诊室的长椅上坐下。几名护士有说有笑地从他眼前走过，她们身着白衣，神情轻快，仿佛与这精神病院的沉重毫无关联，与疾病和痛苦隔了一层透明的墙。
离开候诊室，走出了医院大门，父亲茫然地望着秋日傍晚的天空，胸口像是灌满了铅一样。他此刻的心情，与其说寂寥，不如说像独自站在荒原上那样空虚。唯一让他稍感宽慰的是，他的大姑还活着，能吃能睡，甚至还长胖了些。
那晚到家已是半夜，父亲疲惫地拖着身体躺到了床上。在黑暗中，他闭上双眼，儿时的画面却清晰浮现：阿爷阿婆坐在堂前，阿爸阿妈忙碌张罗，三位姑母将他围在中间，笑声不断，暖意融融。
可如今，他强烈感受到，一种难以言表的家族厄运困住了他。他想寻找一个出口，可回应他的却只有黑暗中的寂静、虚无与孤寂。
父亲深呼了一口气股票配资的，在心底默默祈愿：自己已失去了一个阿爸，再也不愿无故失去一个亲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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