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67年的春天,曾祖父和祖父被无端拉去批斗。那些日子,祖父眼里的光一点点灭了,像被风吹熄的油灯。他脑中的指令变得越来越强大,越来越坚决。恐惧、猜疑、绝望在他心里翻腾,终于撑不住了。
从那时起,他开始往外走,起初一周就回来,后来一个月,两个月,三个月……渐渐地,没人再等他,也没人再问。大家习惯了,说:“疯子嘛,走就走了。”连他的名字都很少被提起,仿佛他从未存在过。
在父亲的回忆中,祖父最让人心碎的,不是他发狂时的样子,不是他半夜尖叫、自言自语的瞬间,而是他眼神里的死寂。那双眼,像被墨染过,再没有光,连愤怒、悲伤、渴望都消失了,只剩下一片荒原。
有一年冬天,幻觉又来了,像毒蛇缠住他的脑子,他终于从大家的生活中彻底消失,再也没回来。有人说他去了城里,有人说他曾在海边溜达,但没人去寻找,也没人去问。
1972年的某个秋日,有人从外乡传来消息,祖父被发现躺在了一片荒田地上,已没有了气息。这消息像一块石头扔进死水潭,只泛起了几圈涟漪。没人哭,也没人喊,村里人只是彼此对视一眼,默默点头,仿佛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。他走的时候,没有跟任何人告别,就像一滴水,悄无声息地蒸发在阳光里,连痕迹都没留下。
展开剩余68%闹铃响了,这是医院在提醒探病结束的时候到了。父亲拿起了装着换洗衣物的袋子,从方凳上起身。“大姑,那我走了。”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哈欠,另一只手轻轻握住了大姑婆的手,“你要好好听医生的话,按时吃药、好好休息哦。家里一切都好,你别操心。”
两个月没见,父亲原以为能一眼认出大姑婆。可病房里的那个人,模样已与记忆中相去甚远,若非护士核对了名字,他几乎不敢相认。药物的副作用让大姑婆发胖许多,但气色却比上次见时好了不少。两个钟头的谈话里,父亲清楚地察觉到:大姑曾经语速急切、情绪饱满,如今却变得迟缓、断续;每个字都像被用力挤出,仿佛口中含着无法吞咽的东西,非得挣扎着吐出来不可。
“我会的,你早点回去吧。”大姑婆抬起头,说了这句,又迅速低下头去。
父亲觉得这像是在做梦——去往电梯见医生的路上,他仍不能相信。“大姑也会得精神病”这样的念头,他从来没有在脑中浮现过,就像电影正演到一半,银幕却突然切换画面,陌生而突兀。更可怕的是,这样的画面或许将来还会在别的亲人身上重演。
“她情绪越来越稳定了。”医生语气略带欣慰,“你们家人之后要多上心,好好照看。”
“医生,那……”父亲屏住呼吸,小心翼翼地问,“大概多久能出院?”
“一个月左右。”医生微微移开视线,“如果恢复得好,半个月就能接走。”
“谢谢您,那回家之后,我们要注意些什么?”父亲追问道。
“交流时要温和,别刺激她。”医生神情认真地回复道,“最重要的是,要监督她按时服药。”
“以后……还会复发吗?”父亲渴望一句安心的答复。
“像她这种情况,最好长期服药,持续控制。”医生的回答模棱两可,却已足够沉重。
走出问诊室的门,父亲在候诊室的长椅上坐下。几名护士有说有笑地从他眼前走过,她们身着白衣,神情轻快,仿佛与这精神病院的沉重毫无关联,与疾病和痛苦隔了一层透明的墙。
离开候诊室,走出了医院大门,父亲茫然地望着秋日傍晚的天空,胸口像是灌满了铅一样。他此刻的心情,与其说寂寥,不如说像独自站在荒原上那样空虚。唯一让他稍感宽慰的是,他的大姑还活着,能吃能睡,甚至还长胖了些。
那晚到家已是半夜,父亲疲惫地拖着身体躺到了床上。在黑暗中,他闭上双眼,儿时的画面却清晰浮现:阿爷阿婆坐在堂前,阿爸阿妈忙碌张罗,三位姑母将他围在中间,笑声不断,暖意融融。
可如今,他强烈感受到,一种难以言表的家族厄运困住了他。他想寻找一个出口,可回应他的却只有黑暗中的寂静、虚无与孤寂。
父亲深呼了一口气股票配资的,在心底默默祈愿:自己已失去了一个阿爸,再也不愿无故失去一个亲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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